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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争鸣: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

主播 | 读书君 · 编辑 | 卿年第一社区 论坛

浙江沿海历史上曾有过连绵漫长的“倭患”,被认为是“明朝时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一场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史实却也透漏出无法掩盖的微光——所谓“倭寇”,实际上是被误读的一群中国海商,而在他们被掩盖的身份和命运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落败……

浙江的舟山群岛由于岛屿和良港众多,扼多条中外航线之要冲,遂成为中国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之冲突最为剧烈的地区之一,在双屿、普陀、沥港和岑港等地留下了众多所谓的“抗倭”遗址。直到今天,那些曾经为海上贸易自由而奋战过的中国海商,依然被视作“倭寇”,而他们曾与官兵之间所展开的“硝烟弥漫,海水为赤”的战斗,在当地的博物馆中依然被阐述为被“民族英雄”最终击败的一场外族入侵。

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倭寇”词条,将其明确定义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在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强盗,戚继光则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

然而,如果以严谨的态度来钩沉史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与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双屿港的主角其实是中葡商人,而谢氏血案的肇事者则主要是葡萄牙人。

最早闹出争贡事件的虽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却是中国船:嘉靖时期,日本根本没有能力造出横渡东海的海舶,抵达中国的那两艘朝贡船也是早年永乐皇帝赠送给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的礼物。

况且,明朝时蒸汽机尚未发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风,一年间往返次数受到极大局限,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期,各地领主混战不止,在这重重阻碍下,连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没有的日本人想要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这张古画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双屿港极盛时期的场景——岛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中西建筑鳞次栉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数不清的白银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

曾有历史学者称:“双屿港邻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借助浙东运河可与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京杭大运河连接,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

那么,在嘉靖大倭寇风起云涌之后,其参与者究竟又是谁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所谓的“倭患”中领导者的身份。嘉靖年间,御倭官员王忬曾上奏朝廷,历数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

随后的《筹海图编》详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名字及籍贯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明朝官员,福建长乐人谢杰则在《虔台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领的真实身份:“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可以说,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

再者,中下层的“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据《嘉靖实录》称:“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已经是史籍中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其他文献的估计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

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以上这些记录,皆出自倭寇同时代人的直接观察,拥有很高的可信度。

双屿港覆灭后,王直(即汪直)收集余部占领了舟山沥港,继续开展海上走私贸易。1553年俞大猷率官军攻克沥港,并放火焚烧,王直败走日本。事后,朝廷在此地竖立了“平倭碑”以示纪念,沥港自此亦称“平倭港”。

从此,明清时的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解释这一沿海动乱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困难——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

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抗倭官员谭纶则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会被老鼠穿破。

嘉靖时边防政论家唐枢更是洞若观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

这也合理解释了抗倭官员朱纨的悲剧——他颠覆双屿港,断了普通民众生路和豪门势族的财路,很快遭遇到闽浙权贵之朝中势力的围攻和弹劾。他不肯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留下了“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服毒自杀。

倭寇一般是指13至16世纪期间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沿岸的海盗。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别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日本幕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东南亚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着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因为当时的政治因素,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倭寇一词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倭,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倭人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

另一方面,在16世纪壬辰倭乱以及20世纪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两国的人民都称呼侵略的日本军为“倭寇”。而在往后的排日风潮中,倭寇更成为敌视日本人的用语。

随着时间的推演,倭寇一词所指的,不一定都是来自日本的海盗,《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盗大概只占三成;而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记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海盗为主,主要攻击范围为当时臣服于元朝的高丽。由于先前臣服于元军的高丽军,在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对日本的对马、壹岐、松浦、五岛列岛等地的居民进行屠杀,因此前期倭寇以这些地区的残存者为主要构成份子,对于朝鲜沿海进行含有报复式的海盗行为,目的一方面在于夺回被俘的岛民,一方面则在掠夺粮食以弥补因遭虐杀而下降的农业生产力。

朝鲜史取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为“三岛倭寇”(以平户藩松浦家为核心)。清朝的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以及朝鲜的安鼎福所著《东史纲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于朝鲜人(高丽人)在配合蒙古侵日时的恶行所引发的报复。

在元日战争之前,高丽史有“倭寇金州”的记载,倭寇在这里还不是名词,因而不能理解为在这个时期已经存在“倭寇”的固定观念。

元史和新元史中都有倭寇骚扰元朝杭州的记载。

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分裂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政府管制力减弱而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征西将军宫怀良亲王“日本国王”(后醍醐天皇之子)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拥立)统一南朝后,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

朝鲜王朝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着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

明成祖发动内战,夺取政权,迁都北京后,据说建文皇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与日本海贼合作,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报复性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体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可是,关于后期倭寇,海盗集团的海员几乎是南方中国人。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已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许可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

但这样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渔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后来的发展上,明人汪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汪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

15世纪半至16世纪,其活动舞台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方面,成员以百越人及朝鲜人为主,被称为“假倭”。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但却施行海禁政策。

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汪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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